“有些词我当时认为毫无意义，因此没有给予足够注意。”

这是一个坦率的回答，也使我心中残余的那点责备消失了不少。

他走回桌边。那里已经铺开了几张纸，最上面一张写着孩子的姓名与出生日期，下面排列着几行较短的句子。有些地方留着空白，有些则标了问号。

“我正在把能记得的部分写下来。”他说，“在记忆开始替自己补充之前。”

我坐到对面。

“你还记得什么？”

“那封长信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收信人叫佩妮。”

我抬起头。

“这是一个名字。”

“是的。而且信中有一句，提到了她的姐姐。”

我看向那张留存的便笺。

“孩子的母亲？”

“很可能。但我们暂时只把它写成一种可能。”

他在纸上添了一行。

“写长信的人知道孩子的父母，知道袭击，也知道孩子额头的伤。另一个人把信和孩子一起转送到这里，没有解释自己与他的关系。”

“如果佩妮就是写便笺的人——”

“她知道信中的内容。至少看过。”

“她为什么不毁掉那封信？”

福尔摩斯抬起头来。

我立即意识到这句话听上去颇有讽刺意味，虽然我并无此意。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一个很好的问题，华生。”

***

我们谈到将近午夜。

随着屋里安静下来，孩子的存在变得格外明显。我的卧室门留着一道缝，我们能够听见他偶尔翻身时，被褥发出的细小摩擦声。

每当那声音响起，我都会停下来听一听。

到后来，我发现福尔摩斯也在这样做。

桌上摆着三件东西：便笺、木环和那只白瓷杯。我的朋友不时拿起其中一件，又放下，仿佛它们各自都掌握着一部分事实，只是不愿用他熟悉的方式讲出来。

“你现在相信那封信了？”我终于问。

他没有立即回答。

“我相信我们看见了一件尚未解释的事。”

“这与你今晚早些时候的说法已有很大不同。”

“当然。”

他回答得如此干脆，反而使我停顿了一下。

“你不觉得——”

“华生，我若因为自己半小时前说过一句话，就要求一只杯子遵守它，那会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习惯。”

他说着，把观察记录翻过来。

“丝线没有发现，机关没有发现。你和我都看见了它在空中移动，但我们还没有独立重现这件事，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至于‘魔法’这个词——”

他稍稍停顿。

“目前，它只是那封信给出的名称。”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并没有找到解释，但已经为事实腾出了位置。

“还有一种可能，”我说，“我不得不提。”

他望着我。

“我们的感官出了问题。屋里的烟，疲劳，或者某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气体。”

“我已经开过窗，也检查了灯。”他说，“没有发现泄漏。不过，你提得对。”

他把这个可能也记了下来。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

“假如明天那只杯子始终不肯再动呢？”

“我们就继续查孩子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被送到这里。”

“杯子呢？”

“它可以等。”

这是那一晚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最使人安心的一句话。

***

我上床时，已经过了午夜。

哈利睡得不很安稳。他的眉毛偶尔皱起来，嘴唇动一动，仿佛在梦里尝试说出什么。有一次，他忽然惊醒，茫然地望着陌生的房间。我伸手过去，他抓住我的手指，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时，我听见起居室里还有脚步声。

“福尔摩斯？”

门外的动静停了。

“怎么了？”

“你还没睡？”

“快了。”

“现在几点？”

“你最好不要知道。”

我本想劝他休息，孩子却在这时扯了一下我的手指。我只得重新低下头。

等我再醒过来，房间里已经有了一点灰白的晨光。

雾还没有散。窗玻璃上挂着细小的水珠，楼下传来哈德森太太生火的声音。哈利坐在衣箱里，一只手扶着边缘，另一只手正努力去够我垂下来的床单。

他看见我睁眼，立刻发出一声很有精神的叫喊。

我那天早上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一个孩子睡得不好，并不妨碍他在清晨认为其他人都睡得太久。

***

福尔摩斯已经穿戴整齐。

他坐在早餐桌旁，面前没有烟灰，只有两张写好的便条和一份查阅到一半的名录。杯子放在离他右手不远的地方，旁边还留着昨夜那张记录。

“早安，华生。”

“你睡了多久？”

“一会儿。”

这是我在日后漫长岁月里经常听到、却从未能得到准确解释的一个时间单位。

他抬眼看了看我怀里的孩子。

“我们的客人看来恢复得不错。”

哈利朝他伸出手。

福尔摩斯低头看自己手里拿着的面包，显然认为孩子的兴趣有很明确的对象。他掰下一小块放在自己的盘边，随后想起什么，先看向我。

我点了点头。

这个小小的停顿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言明的满意。

早餐之后，我们逐项商量当天的安排。

我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并继续检查额头的伤。福尔摩斯打算查阅报纸，向警方核实近期是否有符合条件的死亡或失踪事件，同时寻找信中提到的名字。

“我们还得考虑一件事。”他说。

“什么？”

“送孩子来的人为什么选择这里。”

“医生的住处总比街头好。”

“不错。但贝克街有许多门，伦敦也有许多医生。”

“也许她知道你。”

“或者知道你。”

我没有想出自己认识的哪一位佩妮会做这样的事。我告诉了他，他便说，不必急着回想，应当先把能确认的事实找齐。

他将便条叠好，站起身拿外套。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与他同时看向壁炉架上的钟。

八点十一分。

“巡警？”我问。

“也许。”

楼下传来开门声。

哈德森太太与来客说了几句话。我们听不清内容，只听见一个年长男人的声音，温和、清楚，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礼貌。

随后是上楼的脚步声。

我的朋友没有立即去开起居室的门。他把外套放回椅背，走到桌旁，将那只白瓷杯移到了靠里的位置。

哈德森太太敲了敲门。

“福尔摩斯先生，有位先生来找您。”

她打开门。

来客是个高个子的老人，头发与胡须都很长，披着一件式样颇为古怪的深色外衣。一副半月形眼镜架在他那不太笔直的鼻子上，镜片后面的蓝眼睛迅速扫过屋内。

他的目光停在我怀里的孩子身上。

那一瞬间，我看见他脸上的从容稍稍松动了。

“谢天谢地。”他说。

哈利望着他，嘴里还咬着木环。

福尔摩斯站在桌子另一边。

“您认识这个孩子？”

“是的。”

“那么，请先告诉我们您的姓名。”

老人收回目光，向我们略一点头。

“阿不思·邓布利多。”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桌上的记录。

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在那封凭记忆补写的信末尾，正留着一个未写完整的名字。

“很好。”我的朋友说，“我们正有一些问题，恐怕只有您能够回答。”

“我想，您一定已经读过那封信。”

福尔摩斯没有立刻说话。

老人看向壁炉，再看向桌上的杯子。

“啊。”他说。

我发现，这个简单的字，在某些早晨里确实可以包含相当丰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