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陆氏集团顶层。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而入，将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切割成明暗两半。笔筒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搭在文件堆上。

陆司语正在批阅华东区加急送来的报表。她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握笔的姿势很稳，在一份预算审批单上签下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清晰利落。

签完最后一份，她把笔搁回笔筒里，指尖顺势滑过桌面，在某个位置停了一下。

那里躺着一条手链。银质的，链条很细，坠着一颗打磨圆润的月光石。晨光照在上面，折射出碎钻般的微芒。

今天是它出现在她办公桌上的第二天。星期六下午程砚把它装进纸袋里带回来，星期天她戴了一整天，星期一早上出门前，她觉得戴在手上敲键盘有些硌，便取了下来。她没有把它放进床头柜的首饰盒里，也没有顺手塞进外套口袋，而是把它放进了包的内层，带到了公司。

她把它从包里取出来的时候，在桌前坐了几秒，看着它躺在自己的掌心里，然后把它放在了桌面上。不偏不倚，就在她右手边，笔筒的正前方。那个位置，刚好是她一抬头就能看到、一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

以前那里什么都没有。她从来不在办公桌上放任何私人物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笔筒是公司标配的，纸巾盒是行政统一采购的，桌上的东西不是“她的”，而是“这个工位需要的”。这条手链是第一个不属于办公流程、不属于工作场景、只属于她个人的东西。它出现在那里，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进了一片被规划得一丝不苟的水面。

秘书小周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端着刚整理好的文件。她一眼就看到了那条手链，脚步不由得慢了半拍。她跟陆司语三年，没见她桌面上放过任何私人物品。有次她送了一盆多肉来，陆司语说“拿走，放窗台上就好”。但那盆多肉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只不过它的位置确实是窗台。而这个位置——笔筒旁边，正对视线——比窗台离人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