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流感来得毫无预兆，像阿姆斯特丹冬天的雨——你以为它已经下够了，它又给你来一场。

苏见是第一个倒下的。她在幼儿园回来的时候蔫蔫的，像一棵被霜打过的青菜，平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小嘴安静得像被按了静音键。顾清给她量了体温，三十八度六。到了夜里，直接飙到三十九度二，小脸烧得通红，像一只煮熟的小龙虾。苏婉整夜没怎么睡，守在床边，用温水给她擦身，每隔四小时喂一次退烧药。

第二天，林初在学校吐了一地，被老师打电话叫家长去接。顾清放下手里正在洗的碗，擦了擦手，开车去学校。到的时候，林初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脸色苍白，面前放着一个一次性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水，一口没喝。她看到顾清，嘴巴一瘪，眼泪就掉下来了。顾清把她抱上车，安全带系好，林初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一句话没说。回到家，量体温——三十八度九。

第三天，知微和知著几乎同时倒下。早上还好好的，到了下午，知微说头疼，知著说冷。顾清摸了一下她们的额头，烫的。量体温，一个三十八度七，一个三十九度一。四个孩子，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短短三天内全部中招。

儿童房变成了临时病房。咳嗽声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唱。退烧药的甜腻味道混合着呕吐物的酸味，弥漫在整个楼层。空气里有一种医院特有的、令人不安的气息，但这里不是医院，这里是家。

顾清站在儿童房门口，看着四张烧得通红的小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下好玩了。

林墨在巴黎。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背景音是缝纫机疯狂的嗡鸣和法语的激烈争论。顾清听到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十秒——顾清能想象林墨攥着手机、指节发白的样子。然后林墨的声音传来，沙哑疲惫，带着压抑的焦躁和深深的无能为力：“……我……我这边……走不开。真的走不开。对不起……婉婉，顾清，你们……”话没说完，似乎被人急切地叫走，电话仓促挂断。

顾清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没有生气。她知道林墨那边是什么情况——高定周的样衣调整，客户在现场盯着，每一针每一线都不能出错。林墨能把自己按时喂饱睡足，已属不易。指望她飞回来？除非她会分身术。

叶晚在纽约。视频通话接通的时候，她刚下拍摄，脸上还带着浓妆，眼底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担忧。她看着手机屏幕里孩子们烧得通红的小脸，眉头拧得死紧。“我……我问过经纪人，后面的行程，一个也动不了。”她的声音很低，带着罕见的无力感，“最早也要三周后才能空出一段完整时间。”

顾清看着屏幕里叶晚那张被浓妆遮盖的脸，忽然觉得她很遥远——不是地理上的遥远，是那种“她在那个世界里，我在这个世界里”的遥远。屏幕那头的叶晚，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灰蓝色的眼睛里盛满了愧疚与挣扎，但最终，只是化为一句干涩的：“辛苦你们了。我尽快。”

顾清说：“没事，这边有我。”

挂了电话，顾清站在客厅里，环顾四周。儿童房里传来咳嗽声，厨房里苏婉正在熬粥，洗衣机发出嗡嗡的声响——里面是一床被呕吐物弄脏的床单。顾清忽然意识到，这栋房子里，现在能干活的人，只有她和苏婉了。

四个孩子，两个大人。一比二的比例，听起来好像还行。但顾清很快就发现，这个比例是骗人的。因为四个孩子不是同时生病、同时好转、同步进行的——他们是交错发作的。这个退了烧，那个又烧起来；那个刚止住咳，这个又开始吐。病程像一张错综复杂的地铁线路图，顾清和苏婉像两个在换乘站之间狂奔的乘客，永远赶不上下一班车。

第一个星期是最难的。

顾清学会了熟练地使用耳温枪，能根据数字瞬间判断是该物理降温还是准备退烧药。她掌握了抱孩子的各种姿势——如何让咳嗽的孩子靠在自己胸口更舒服，如何边抱着林初边腾出手给苏见喂水。她习惯了在凌晨两点、四点、六点被不同的哭声或咳嗽声唤醒，瞬间清醒，冲进儿童房。她处理过知著因咳嗽剧烈导致的呕吐，清理过苏见拉在床上的稀便——病毒性肠胃炎也来凑热闹了，真是锦上添花——在林初因喉咙痛拒绝吃喝时，想出各种办法哄骗哪怕一勺米汤下肚。

她给孩子们读绘本，声音因缺觉而沙哑，但努力保持平稳。她给孩子们用温水擦身，指尖感受着那些小小身体不正常的灼热，心里像被细线勒紧。她抱着滚烫的苏见，在昏暗的客厅里一遍遍踱步，哼着不成调的歌——她会的歌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苏见后来病好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听到那些歌就条件反射地犯困——直到苏见终于在她肩头沉沉睡去，汗水浸透了顾清胸前的衣料。

苏婉是总指挥，也是基石。她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和静默的坚韧。她迅速将家里划分出污染区与相对清洁区——听起来像生物安全实验室，但实际上就是把儿童房和卫生间划为“高危区域”，客厅和厨房保持“相对安全”。她制定了严格的喂药、测温、物理降温时间表，贴在冰箱门上，用磁铁压着，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了每个孩子每天的体温变化和用药情况。她调配营养易消化的病号餐——白粥、烂面条、蒸蛋羹、苹果泥，清淡但有营养。她负责最复杂的护理操作，处理呕吐物和污秽的床单时眉头都不皱一下，仿佛她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但顾清能看到她眼下的乌青在加深，挺直的背脊在连续熬夜后微微佝偻，偶尔对着厨房水槽发呆时，那瞬间的放空，泄露了深埋的疲惫。

有一天凌晨，大约三点多，顾清刚哄完咳醒的知著，走出儿童房，看到苏婉站在厨房里，面前是一壶刚烧好的水。她没动，就那么站着，看着水壶冒出的白气发呆。顾清走过去，轻声叫了她一下。苏婉回过神来，看了顾清一眼，然后说：“我忘了我要干什么了。”

顾清说：“我也是。经常。”

苏婉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水面上一闪而过的涟漪。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靠在料理台边上，喝了一口，然后说：“我以前觉得，带孩子最难的是教他们走路、说话、认字。现在我知道了，最难的是他们生病的时候，你什么都替不了他们。”

顾清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她也有同样的感觉。看着那些小小的身体被高烧折磨，咳嗽咳到呕吐，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守在旁边，擦身，喂药，抱着，哄着。你不能替他们疼，不能替他们烧，你只能陪着。这种无力感，比熬夜更累，比缺觉更折磨人。

她们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各自喝完了一杯水，然后各自回房间——不是睡觉，是换个地方继续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