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旦做出，后续的事情反而简单了。办签证，订机票，收拾行李。顾清的母亲开始往行李箱里塞各种东西——秋衣秋裤、羽绒服、感冒药、创可贴、一袋真空包装的东北大米、两瓶老干妈。顾清说荷兰都有，不用带。她母亲不听，继续塞，嘴里念叨着：“那边买不到这么好的。”“那边的米哪有咱们东北的好吃。”“万一吃不惯呢。”顾清没有再阻止她。她知道，母亲不是在塞东西，是在塞那些说不出口的不舍。

走的那天，哈尔滨下着小雪。顾清的父亲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四个大行李箱塞进后备箱。知微和知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像两只圆滚滚的小熊，被顾清的母亲一左一右牵着。她没有哭，但她的眼眶一直是红的。顾清的父亲站在门口，没有穿外套，只穿着一件旧毛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出租车。他没有说“路上小心”，没有说“到了记得打电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顾清走过去，抱了抱他。他的身体僵硬了一瞬，然后慢慢地、有些笨拙地，抬起一只手，拍了拍顾清的后背。那只手很轻，像怕拍重了会把她拍碎一样。“爸，”顾清说，“我们走了。”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又拍了拍她的后背，然后松开手，退后一步，站回了门口。

叶晚抱着知著，牵得知微，也走过来，对他鞠了一躬：“爸，我们走了。您和妈保重。”顾清的父亲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只是抬起手，挥了挥，示意她们上车。

出租车启动了。顾清坐在后座，从后视镜里看着站在门口的父亲越来越小。他没有进屋，一直站在那盏昏黄的门灯下，看着出租车远去，像一尊被岁月风化了的雕像。顾清的母亲站在他旁边，终于忍不住了，用手捂住了嘴，肩膀剧烈地抖动。顾清闭上眼睛，把脸转向前方。她不敢再看。

飞机起飞后，顾清靠在舷窗边，看着窗外的哈尔滨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云层下面。这座她出生、长大、离开又回来、再次离开的城市，此刻正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着，像一个正在缓缓合上的盖子。她不知道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她只知道，这一次离开，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她带走了两个女儿，也带走了父母心口最柔软的那一块肉。

飞机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林墨和苏婉来接机。林墨开着她那辆破旧的丰田旅行车，后备箱里塞了两个儿童安全座椅。苏婉站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捧着一束她自己做的干花，看到她们走出来，微笑着迎了上去。知微还记得苏婉，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苏婉妈妈”。苏婉蹲下来，把干花分了一支给知微，又分了一支给知著。“欢迎来荷兰。”她说。

四个孩子终于在同一片屋檐下汇合了。知微四岁，知著四岁，林初一岁半，苏见一岁半。四个孩子，四个妈——这个组合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关申报表上都无法填写，但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那间歪歪斜斜的老房子顶楼里，她们就是这样真实地存在着。

林墨看着满地乱爬的林初和正在试图拆家——把沙发垫子全部掀到地上——的知著，感慨地说了一句：“四个娃。我们他妈的真的有四娃了。”苏婉正在给苏见换尿布，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你才发现吗？”林墨没有回答。她蹲下来，把正在拆家的知著一把抱起来，举过头顶，在空中转了一圈。知著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清脆得像一串铃铛，在顶楼的每一个角落里回荡。

窗外，阿姆斯特丹的夜色温柔，运河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泽。在这座低洼之国的某个顶楼里，四个女人，四个孩子，一个新的、完整的家，正在慢慢成型。虽然拥挤，虽然吵闹，虽然每天都有新的麻烦和新的笑料，但她们在一起。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