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是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傍晚做出的。

哈尔滨的夏天终于来了，松花江边的柳树绿得发蔫，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热浪。叶晚在客厅里给双胞胎喂奶，一手一个，姿势娴熟得像在操作一台精密的仪器。顾清在旁边拿着手机录像，说要留给知微知著长大后看——“看你们妈妈当年多厉害，一个人能同时喂你们两个。”

林墨窝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罐冰可乐，看着这一幕，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苏婉，我们也生一个吧。”

苏婉正在窗边给一盆新买的绿植换土，闻言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回答：“好。”

然后两人就真的开始行动了。

她们首先遇到的问题非常现实：在中国，两个女人无法登记结婚。没有结婚证，就无法合法进行试管婴儿。孩子出生后也无法落户。制度走不通，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横亘在她们面前。

林墨在网上查了三天资料，越查越暴躁。她给顾清打电话抱怨：“你知道吗，我查遍了所有可能的途径，结论就是——在国内，我们这条路走不通。要么出国，要么放弃。”

顾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安德烈之前提过一个方案，你们要不要跟他聊聊？”

林墨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安德烈，一个直男，单身，在哈尔滨混了二十年的俄罗斯裔摄影师，他能懂什么？但出于“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她还是约了他出来吃饭。

饭桌上，安德烈听完她们的情况，放下筷子，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们去荷兰登记伴侣吧。”

林墨愣住了：“什么？”

“荷兰。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好几年了。伴侣关系和婚姻在法律上几乎等同。你们去荷兰领个证，拿个合法的身份回来，将来有条件了，再考虑移民或者要孩子的事情。”安德烈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背诵一本旅游手册，“先把证办了，其他的慢慢来。”

林墨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你一个直男，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安德烈面无表情地回答：“因为我单身，时间多。”

林墨当天晚上就和苏婉商量了这件事。苏婉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去办个证，办完就回来。”

她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材料——护照、出生证明、单身声明、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林墨跑了好几个部门，盖了七八个章，填了十几张表格。每次她从某个政府部门出来，都会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然后对陪她一起跑的苏婉说：“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办这种手续了。”苏婉每次都回答：“你上次发誓还是在上次。”林墨说：“上次是什么时候？”苏婉说：“你说你再也不接急单的时候。”林墨沉默了片刻：“……那个誓我确实没守住。”

出发那天，顾清和叶晚带着双胞胎来机场送行。知微和知著已经半岁了，长得白白嫩嫩，像两个糯米团子，被叶晚一手一个抱着，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林墨蹲下来，捏了捏知微的小手，又捏了捏知著的小脚，然后站起来，对顾清说：“我们去几天就回来。你们看好家。”

“放心。”顾清说。

叶晚在旁边补了一句：“顺便帮你们拍照。安德烈说他最近交了女朋友，没空给你们当摄影师了。”

林墨翻了个白眼：“安德烈那个女朋友谈得怎么样了？”

“据说挺好的。”顾清说，“上周他还发了一张合照，配文是‘我终于不是单身了’。点赞破了新高。”

林墨笑了一下，然后转身，拉着苏婉的手，走向了安检口。她没有回头。苏婉倒是回了一次头，对顾清和叶晚挥了挥手，然后也转身，消失在了安检通道的尽头。

阿姆斯特丹迎接她们的，是一场典型的荷兰式细雨。她们从机场坐火车到中央车站，然后拖着行李箱，沿着湿漉漉的砖石路，找到了提前订好的酒店——一间小小的运河边旅馆，房间不大，但窗户正对着一条狭窄的运河，对岸是色彩鲜艳的山形墙楼房。运河水光将变幻的天色映在天花板上，鸽子在窗沿咕咕叫着。

林墨站在窗前，看着运河上驶过的一艘小船，船上坐着一对情侣，共撑一把伞，在细雨中悠闲地喝着啤酒。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苏婉，我们好像真的到荷兰了。”

苏婉正在拆行李箱，闻言没有抬头：“嗯。好像是的。”

“你紧张吗？”

“有一点。”苏婉停下手里的动作，直起身来，看着林墨，“你呢？”

“我也有一点。”林墨说，“但更多的是饿。我们晚上吃什么？”

苏婉笑了一下：“我先收拾完，然后出去找吃的。”

第二天一早，她们去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手续简单得让习惯了复杂文件与审视目光的她们有些恍惚。预约，提交身份证明和单身声明——在荷兰，她们的法律状态是“单身”。工作人员是位头发花白、语气平和的中年女士，查看文件时，目光只在“申请人A”和“申请人B”的称谓上短暂停留，便温和地问：“你们是自愿结合为registered partnership，并了解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