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产期在六月初。哈尔滨的春天终于磨磨蹭蹭地过完了，松花江的冰早已化净，江边的柳树绿得发亮。叶晚的肚子已经大到低头看不到自己的脚尖，每次出门都会引来路人侧目——一个一米八的外国女人，挺着巨肚，在哈尔滨的街头散步，旁边跟着一个矮她一个头、手里拎着保温杯和零食袋的中国女人。这个组合在东北话里大概叫做“太扎眼了”。

五月三十一号晚上，叶晚正在吃晚饭，忽然放下筷子，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顾清，我好像要生了。”

顾清正在盛汤，闻言手里的汤勺差点掉进锅里。她放下汤勺，转过身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什么叫‘好像’？”

“就是，”叶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又抬头看着顾清，“我觉得她们想出来了。”

顾清深吸一口气，按照她们演练了无数次的流程，拿起准备好的待产包，拨通了医院的电话，然后扶着叶晚下楼，打车，去医院。整个过程叶晚都非常冷静，甚至还有心情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说“师傅你开慢点，颠着了”。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这个外国女人的肚子，默默地把车速降到了四十码。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完，说宫口已经开了三指，可以住院待产了。顾清办完手续，回到病房，看到叶晚正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一杯水，表情平静得像在等一杯咖啡。

“你疼吗？”顾清问。

“疼。”叶晚说，“但还能忍。”

“你疼的话可以叫出来。”

“叫出来也不会生得更快。”叶晚喝了一口水，“而且，我不想吓到隔壁病房的人。”

顾清在她床边坐下，握住她的手。叶晚的手指冰凉，但握力惊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顾清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看着爱人受苦却无能为力”。宫缩的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叶晚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但她始终没有大叫，只是在每次宫缩来临时紧紧地攥住顾清的手，攥得她指节发白。顾清一边忍着疼，一边给她擦汗、喂水、数呼吸，心里想：这个女人，走秀的时候能扛住十几厘米的高跟鞋，生孩子的时候能扛住不打无痛——她到底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凌晨三点，叶晚被推进产房。顾清换好无菌服，站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医生和护士在她们周围忙碌着，各种仪器发出规律的滴滴声。叶晚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助产士在旁边喊着节奏：“吸气——呼气——用力——”叶晚咬着牙，额角的青筋暴起，汗水浸透了她的头发。顾清站在她身边，手心被攥得发麻，但她没有松手。

“看到头了！再用力一次！”助产士喊道。

叶晚发出一声低沉的、压抑的嘶吼，用尽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然后，一声啼哭划破了产房的紧张空气。

知微先出来了。哭声嘹亮，像一把小号，仿佛在向整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到来。护士把她抱起来，简单地清理了一下，包进襁褓里，然后放在叶晚的胸口。叶晚低头看着怀里那个皱巴巴的、还在微微颤抖的小生命，脸色苍白，但眼睛亮得惊人：“她好小。”

顾清还没来得及回答，助产士又喊了一声：“还有一个！再来一次！”

知著紧随其后。她比姐姐安静一些，没有大哭，只是哼哼了几声，像一把大提琴的低吟。护士把她包好，放在顾清怀里。顾清低头看着怀里那个小小的、紧闭着眼睛的小东西，手指被一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小拳头紧紧攥住，声音有些发抖：“嗯。好小。”

医生熟练地剪断了脐带。两个小小的生命，从此彻底独立于她们的母亲，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个体。护士把两个孩子放在保温箱里做检查，顾清和叶晚并排躺着——是的，顾清也被允许躺在一张移动床上，紧挨着叶晚的病床——侧过头，看着对方。叶晚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贴在额角，脸色苍白，但她的眼睛里有光。

“我们做到了。”她说。

“你做到了。”顾清纠正她，“我主要负责攥着手和递水。”

叶晚笑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几乎是瞬间就沉入了睡眠。顾清没有睡。她侧着头，看着保温箱里两个并排的小小身影，看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