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春日上午的车流里缓缓向前，李望舒歪着头靠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墨镜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像是真的睡着了。

但她没有。

她去年年底杀青的那部电影叫《招娣》，片如其名，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悲苦的一生。

招娣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那个村子小到在地图上连一个点都算不上，四面都是山，绵绵的、不绝的山，像是要把人一辈子都圈死在这里。

她上头有两个姐姐，一个叫盼娣，一个叫来娣，父母一辈子就想要一个儿子，生了三个，却个个都是女儿。为此母亲挨了不少打，打得多了，人就有点疯疯癫癫的，清醒的时候能洗衣做饭下地干活，不清醒的时候就缩在屋角，痴痴地笑，嘴里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可孩子还是在一直生。

招娣下面原本还有一个妹妹，生下来那天，接生婆把孩子翻过来看了一眼，摇摇头，叹口气，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天还没亮，拎着那个还没来得及取名字的小小生命走到屋后的水缸边，一把按了进去。

水花溅了几下就安静了，囫囵埋在瓦屋后面的山里，连个坟包都没有。

招娣三姐妹每日战战兢兢，她们不敢哭，不敢闹，不敢在父亲面前多说一句话，饭也不敢多吃，走路的时候尽量贴着墙根走，像三只瑟缩的、随时准备逃窜的小鼠，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下一个“死”的是盼娣。

盼娣十四岁那年，被父亲卖给了隔壁村李家做媳妇儿，彩礼两千块钱，在那个年代的那个村子，是一笔巨款，供一家人活了一年。

第二年卖的是来娣。

招娣永远记得两个姐姐出嫁前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在那一天，她们仿佛和她们那疯疯癫癫的母亲变成了一样的人，只会踢打、喊叫和哭泣，像是身体里最后一点求生的意志冲破了长久以来的恐惧，在绝望中嘶哑地爆发出来。盼娣一直哭到声音嘶哑，踢到没有力气，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被李家人抬上花轿，敲锣打鼓地抬走了。热闹的锣鼓声和盼娣嘶哑的哭声搅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一场荒诞的葬礼。

来娣却没能闹腾这么久，她的夫家有了盼娣的前车之鉴，直接带着麻绳上了门，清晨天还没亮，招娣被一阵动静惊醒，看见来娣被人捆着手脚从床上拖了出去，哭喊声淹没在喜庆的唢呐声里，招娣瑟缩着躲到床底下，听得不真切。

她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嘴，直到那唢呐声彻底消失在村口，才敢慢慢爬出来。

她害怕极了。

她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

第二年，他们家盼着来着招着的弟弟，终于来了。

他的到来“拯救”了招娣。

母亲已经完全疯了，弟弟出生以后她谁也不认得了，每天蓬头垢面地坐在院子的角落里，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候对着空气絮絮叨叨地说一些没人能听懂的话。家里需要一个女人来这个照顾幼小的来之不易的男孩，以及那个成日里只会喝酒、打人的父亲。

招娣就是那个女人。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农活，挖野菜，办一家人的饭，她要拉扯弟弟长大，要照顾着无法自理的母亲，给她喂饭、擦身、梳头，听她那些没头没尾的疯话，还要小心翼翼地躲避酗酒的父亲的打骂，学会在父亲喝醉的时候把自己缩成最小最小的一团，学会从父亲浑浊的眼睛里看出暴风雨前的预兆，然后提前躲到院子里去。

她的日子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暗河，冰冷、沉默、不见天日。

直到有一天。

那天的阳光很好，是那个灰扑扑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暖和的日子，阳光从低矮的院墙上方斜斜地照下来，照在院子里那片被踩得光秃秃的泥地上，竟也镀出了一层柔软的金色。

弟弟在屋里睡午觉，父亲不知道去哪儿了，招娣搬了一张小板凳到院子里，让母亲坐在上面，弯着腰，温柔地给母亲洗头。母亲侧着脸朝她痴痴地笑，招娣也笑，她轻声哄着母亲，用指腹轻轻揉搓着母亲的头发。

然后她听见母亲悄悄地对她说了一个字。

“跑。”

招娣的手停住了。

水从她的指缝间滴落，砸在泥地上，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