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鸣意本不叫虞鸣意。

她原名叫张楠。字面意思，一目了然地压着家人心里那点没说出口的指望：他们想要个带把的。

结果她来了，把没带来。

不讨喜这件事，张楠开窍得比谁都早。别的小孩还在牙牙学语，她已经学会了察言观色。

爷爷的烟袋锅子从不往她跟前递，奶奶的老花镜扫过她时总带着点毫不掩饰的嫌恶。父亲更绝，练出了一身堪称绝技的视而不见。

至于母亲，那更是怨她。

母亲的怨，是梅雨季渗进墙缝的潮气，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把人骨头缝都泡得发潮发僵。

给她喂饭时眼神是飘的，给她洗澡时手是敷衍的，偶尔抱她一下，身体也是僵的。

但母亲抱姐姐的时候，身体是软的，是暖的，是心甘情愿的。

可张楠能怎么办？难道要把自己塞回娘胎回炉重造，补上那二两丢了的骨头吗？

饭桌上的戏码，可以说是每天都要上演一遍。

父亲筷子一伸，就会直直越过她，把最后一块红烧肉夹给姐姐张岚。筷子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弧线之上是偏爱，弧线之下是张楠空荡荡的碗。

母亲这时就会轻飘飘地补刀：“楠楠还小，吃多了不消化。”

张岚只比她大三岁。三岁的差距，愣是被这家人划出了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虞鸣意——那时还是叫张楠——低头扒着碗里的白饭，数米粒似的，一粒一粒用筷子夹起来送进嘴里。

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吃饭。她已经学会不在饭桌上说话了，因为无论她说什么，都会被怼回来。

说“我想吃那个”，会被说“馋嘴”；说“我吃饱了”，会被说“挑食”。

既然说什么都不对，那不如干脆闭嘴。

张楠心里通透得很。从小到大，但凡沾点“好”字的东西，张岚拿到的永远是最多的，而多出来的那些，美其名曰“理所应当”。

重复的东西都不值钱，这是张楠人生中最早领悟的消费主义真理。

你看，家里已经有了张岚这一款女儿，精致、体面、被捧在掌心里细心养着，像件摆在橱窗里的正品。而她张楠，就是拆盲盒拆出来的重复款，功能一样，模样不差，留着占地方，扔了又怕外人说闲话，搁谁手里都得皱着眉掂量再三，横竖都不顺眼。

再加上东亚家庭多数都具有头胎情怀，于是资源便倾斜得更为理直气壮。

张岚从哭唧唧的小班，一路读到风风光光的大班，三年幼儿园，一天没落下。

每天早上，母亲都会亲手给张岚扎好辫子，系上漂亮的蝴蝶结，牵着她的手送她去学校。

张岚背着新书包，穿着新衣服，踩着新皮鞋，趾高气昂地走进校门。

而张楠呢？

她只在小班混了一年，就被母亲一句话掐断了念想。

“反正你也坐不住，”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灶台边上给张岚剥水煮鸡蛋壳，“在家待着，省钱。”

省钱。省下来的钱，自然是给张岚攒的小学学费，还有外来户想进公办学校，必须掏的那笔不菲的“赞助费”。

那个数字张楠后来偶然听到过——八千块。她最讨厌的数字。

可母亲说起这个数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半分心疼，只有一种“为了岚岚，值得”的自豪。

家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一颗珠子都没算在张楠头上。

一个女儿是家里的希望工程，砸钱砸精力，盼着她有朝一日能鲤鱼跃龙门，飞上枝头变凤凰。

另一个，就是一株不值钱的野草，好歹留口气，不至于让外人戳脊梁骨，那便足矣。

张楠就此踏入了她的“野生放养期”。

她每天揣着兜，在巷子里闲逛。从早逛到晚，从街头逛到街尾，从春天逛到冬天。

倒不是喜欢流浪，只是这样至少能少挨两个白眼，少听两句冷言冷语。

张楠最爱蹲在幼儿园的铁栅栏外，院子里有滑梯、秋千、跷跷板。每天下午三四点，小朋友们就会涌出来活动，闹哄哄地做游戏、滑滑梯，跟着老师咿咿呀呀地唱歌。

她看得很认真。看那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怎么手脚并用爬上滑梯，看那个扎辫子的小女孩怎么被秋千荡得咯咯笑，看老师怎么拍手，怎么笑，怎么蹲下来帮小朋友系鞋带。

张楠的手指死死抠着冰冷的铁栏杆，把小脸挤进栏杆缝隙里，眼睛一眨不眨。

羡慕太沉，沉得快要从眼眶里溢出来。

偶尔有老师注意到她，会走过来问：“小朋友，你怎么不进来？”

张楠就会摇摇头，站起来跑开。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说“我妈不让我上”？还是说“因为我家没钱”？

有些事情说出来只会让别人尴尬，也会让自己难堪。

小孩子的心是最灵敏的秤，谁轻谁重，一掂便知。何况他们对张楠的嫌弃，从来都溢于言表，连点掩饰都欠奉。

厨房的门永远在她靠近时“恰好”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