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4 20:00:00

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发出该组织最高级别警报，但自从去年12月12日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开始，疫情已经104天了。

整个社会处在停摆的边缘，停工停学、封城封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就像是被一键清档的地球online，除了医院再见不到人类活动的踪迹。

因为疫情，周赋生至今未能返校，此刻的他正蹲在空无一人的马路边，吃一盒凉透了的盒饭。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绵绵雨丝在路灯的映照下水雾蒙蒙，说是下雨，但周赋生觉得这更像是一场湿度超标的大雾，倒春寒的冷气丝丝缕缕地透过衣缝往身体里钻，粘黏着潮气更是透心的寒。

快速解决了盒饭，周赋生从电瓶车座下拿了一个新的医用口罩戴上，再戴上头盔和手套，这才骑上车往最近的药店去。

在这种全城静默的敏感时刻，周赋生顶着被感染的风险在外面风雨无阻地“全城送”，无视病毒的肆虐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他干的卖力又拼命，除了上网课和睡觉，以及不停地捅喉咙做核酸，他几乎没有让自己闲下来的时间。

他是不怕被感染吗？好像也不是，这四个月来所有的新闻推送只固化了他一个认知，那就是确诊即死亡，他其实比他想象中的要害怕死亡，封城的前夕他也曾惶惶不安地独自度过了很多个长夜。

可即便居家隔离是最万全的选择，他还是孤注一掷地踏出了舒适区。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如果说是为了生计，但在实际情况中他有很多次都是义务跑腿，这几个月他看到了太多生离死别的无奈、停工后失去经济来源的窘迫，让他每每如鲠在喉、欲言又止，可如果说只是单纯地为了助人为乐，他自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高尚的品德，在各大志愿群聊争相呼吁捐款捐粮或组织前往一线时，他又总是踟蹰犹豫。

他只是一个有点自私又有点怯懦的普通人，有时候做点什么只是凭着一口气，其实现在也是这样。

不过这口令他无法停下来的气也并不是拮据的生计，而是他如今是连接何云乐和他妈妈之间的唯一纽带，只此也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了。

何云乐的妈妈，他称呼为杨阿姨。病毒爆发的初期杨阿姨在外地出差，后来她想方设法赶在封城前回到本市，但因为密接被隔离在了酒店，十四天隔离期她的身体指标一切正常，然而就在隔离的最后一天，她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后就被转运至医院隔离治疗。

起初杨阿姨只是轻症患者，因为发现得早，治疗得早，恢复情况很可观，何云乐也告诉周赋生他妈妈很快就能出院，如果可以周赋生最好能带着纸壳子住到他家里去，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周赋生知道何云乐不是跟他客气，这也是杨阿姨的意思，杨阿姨在隔离初期就提过这件事，说要是真的封控起来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很难生活，所以等她隔离结束就把他一起接过去。

可是天不遂人意，命运的残酷总是让人毫无招架之力。

杨阿姨从轻症转为重症，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只能靠插管维持生命。

这期间何云乐的小区也由管控区转为封控区，严禁任何人员外出活动，起初杨阿姨不准何云乐去医院看她，后来何云乐彻底被封在了家里，而杨阿姨也因症状的加重而断联。

那时何云乐的情绪已经很不稳定，周赋生担心他抑郁复发做出什么应激行为，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冲去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医院，几经辗转下替何云乐和杨阿姨重新建立起了联系。

医院的环境要比想象中恶劣得多，但当周赋生真正站在那里时，浮荡了很多天的心反而奇迹般地沉落了下去——

恐惧吗？悲痛吗？胆怯吗？绝望吗？崩溃吗？

所有充斥在医院里无处宣泄的情绪就像一剂精神毒药，把人牢牢地钉在深渊地狱里，生命在疯狂地挣扎，挣扎，挣扎……

是的，挣扎，所有人都在挣扎，因为自己还活着。

那一刻周赋生从没有那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活着，因为活着，所以惧怕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所以要挣扎，拼命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