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启动后不久，降谷零注意到了第一道视线。

那天下午他从和一位委托人的会面地点出来，沿着樱田通步行至半藏门站。东京的暮色正从楼群之间缓慢地渗下来，把街面上的行人染成一道道灰蓝色的剪影。他走得不快，手里拎着一只装着几份文件的牛皮纸袋，另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刚结束公务、正在步行回家的普通上班族。

他在过马路的时候第一次察觉到那道视线。那视线很轻，像冬天从某个没关严的窗缝里钻进来的风，没有温度，也没有重量，只是在他后颈的某个位置轻轻贴了一下，又飞快地移开了。他没有回头，甚至没有加快步伐。他只是像任何一个等红灯的人那样，微微偏了偏头，用余光扫过街对面那排沿街商铺的玻璃橱窗。橱窗里映着暮色和往来的人影，模糊得像一张被水洇湿的旧照片。但在那个模糊的画面边缘，有一个比周围略暗、又略静止的轮廓。那轮廓在人流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然后缓慢地、像一片被水推走的落叶一样，融进了旁边一条更窄的巷子里。

降谷零收回目光。绿灯亮了。他迈开步子，鞋底踩在斑马线上，心里却把那个轮廓折起来收好，存进那个属于“波本”的、堆满了各种异常信号和未解疑点的文件夹里。然后他继续走。

这并不意外。不如说，来得比他预计的还晚了。他在把那份“补充调查申请”递交上去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在倒计时。组织内部的流程他太熟了，一份触碰特定关键词的申请，从基层审核到触发高密级预警，大约需要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他提交的那份关于卡鲁瓦精神状态异常的补充调查，此刻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了朗姆的某个加密文件夹里。而朗姆，正在看着它。

第二天，降谷零照常工作。他去事务所整理了几份积压的民事委托，中午在外面吃了一份定食，下午和委托人通了两次简短的电话，都在谈一些与组织完全无关的普通事务。傍晚回家后，他给哈罗换了水，自己煮了晚饭，然后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在组织的内部数据库里检索了一份关于“早期实验项目，事故记录”的公开摘要。这份摘要的密级很低，低到任何代号成员都可以查看。他没有申请调阅详细档案，只是在公开部分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让系统记录下他的查询动作。

百利甜那几天没有现身。她知道降谷零在做什么，也清楚在这个阶段，她最好的配合就是彻底消失。于是整间公寓安静得只剩下空调的低鸣和哈罗偶尔的哈欠声，像一间被刻意清空的舞台，等待下一幕开场。只有一次，降谷零在深夜醒来，隐约看见一层极淡极淡的银光，像月光在水面上碎成的薄片。那光只停留了一瞬，便散去了。他没有出声，只是闭着眼，听着自己的呼吸慢慢平复，又沉回了睡眠。

第三天傍晚，他走出事务所，牵着哈罗去街角那家便利店买牛奶。从便利店出来时，夕阳刚好落到街对面那排银杏树后面，把整条街染成一种流动的、介于金和橙之间的颜色。他在路边站了几秒，等一个红绿灯。哈罗蹲在他脚边，尾巴轻轻扫着地面。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那辆车。一辆深灰色的丰田轿车，停在街对面三十米开外的路边。车身干净，牌照是标准的东京号码，驾驶座上的人正低头看手机，像一个在等信号灯变绿的普通司机。降谷零移开视线，若无其事地过马路，沿着人行道往回走。经过事务所门口时，他没有回头看那辆车。但他记住了它的引擎盖在路灯下反射出的那道细长的、没有来得及熄掉的远光灯线条。

有人来了。

这意味着他的申请要么在审核节点就被拦截了，要么那个节点本身就在朗姆的实时监控之下。无论哪种，都说明朗姆对涉及73号档案的任何动向，都保持着某种超乎寻常的警觉。

第四天，降谷零的日常依旧没有任何变化。早上遛狗，去事务所开门，接委托，整理文件，傍晚回家做饭。他没有刻意回避那些被安放的眼睛，也没有做出任何“我已经知道你们在看我”的反应。他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得没有一丝多余的涟漪。

与此同时，他手中的调查在稳而慢地推进。他先是以“卡鲁瓦死前精神状态的异常波动”为由，向情报组内部系统提交了那份补充调查申请，措辞克制，条目清晰，对每一条疑点都只提出疑问而不给出倾向性结论。接着，他提交了第二份申请，这次的对象是百利甜的早期档案，理由写得很谨慎：“在卡鲁瓦精神崩溃的诱因中，可能涉及目标人物的过往行为模式。申请调阅已故成员百利甜在获得代号前后的部分基础记录，用于对照分析。”

申请递交后，系统显示状态为“待审核”。

他知道这枚棋子已经落下。接下来要做的，只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