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的“经纬”工作室在荷兰重新开张那天，没有剪彩，没有花篮，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招牌。她只是在顶楼的窗台上挂了一块从二手店淘来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了“经纬 ATELIER”几个字，字体歪歪扭扭，但她不在乎。黑板是斜着挂的，因为窗框本身就不正——这栋老房子已经歪了两百年了，不差这一块黑板。
工作室的设备是分批到位的。第一台工业缝纫机是从一个倒闭的本地裁缝铺里淘来的二手货，德国造的，机身沉重，金属台面上有几处锈迹，但核心部件依然运转良好。林墨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把它拆开、清洁、上油、重新组装，手指被机油染黑了好几个指甲缝，但当她踩下踏板、听到那熟悉的、沉稳的嗡嗡声时，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听到了一个老朋友的声音。面料供应商是她花了三天时间在谷歌地图上搜出来的。她打印了一张阿姆斯特丹的交通图，用荧光笔标出了所有可能的面料店和纺织品仓库，然后一家一家亲自跑。第一家店的老板是一个蓄着灰色胡须的荷兰老头，英语不太好，但听懂了林墨的需求后，从货架深处翻出几匹库存多年的日本棉麻，价格低得出奇。林墨二话不说全部拿下。第二家店的老板是一个年轻的伊朗女人，专营手工刺绣面料，林墨在她的店里待了两个小时，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卷靛蓝色的刺绣亚麻和一叠名片。第三家店的老板直接告诉她：“你刚来荷兰吧？去阿尔斯梅尔看看，那边不只是鲜花，还有一些纺织品的辅料批发商。”林墨认真地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这个建议。
第一批订单来得比预想的早。一个阿姆斯特丹的本土品牌——做小众女装的，风格偏结构和解构——在Instagram上看到了林墨在成都时的作品集，通过私信联系了她。对方发来一个系列的需求描述，问她能不能在六周内完成一个小系列的样衣开发。林墨看完消息，没有立刻回复。她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三圈，然后坐下来，重新读了一遍需求描述，又站起来走了三圈。苏婉坐在沙发上，正在整理一束干花，看着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猎豹一样来回踱步，终于忍不住开口：“你走够了没有？”“走够了。”林墨停下来，拿起手机，给对方回复了一个字：“接。”然后她放下手机，对苏婉说：“妈的，我接了。”苏婉看着她，没有问她有没有把握，只是说：“那今晚吃顿好的。”
苏婉则在郁金香的国度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荷兰的鲜花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说法她在国内时就听说过，但真正站在阿尔斯梅尔花卉拍卖行的现场时，她还是被震撼到了。那是一个巨大的、像机场航站楼一样的建筑，里面是一个永不停歇的鲜花流水线：成千上万束鲜花从世界各地的种植园运抵这里，经过质检、分级、拍卖，然后在二十四小时内被运往欧洲各地的花店和市场。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混合而成的、浓郁而清冷的气息，像一座无形的、巨大的花园悬浮在半空中。她站在拍卖大厅的看台上，看着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买家坐在阶梯座位上，盯着电子显示屏上的实时价格，在几秒钟内做出竞价决策。那种速度和效率，和她之前在成都面对的、慢悠悠的花市交易完全不同。她没有立刻参与竞拍，而是花了很多天时间泡在拍卖行里，观察本地花艺师的用花习惯和审美倾向。她注意到荷兰人偏爱线条感强烈的花材——菟葵、大飞燕、马蹄莲——以及那些具有建筑感的绿叶植物。他们的插花风格不像东方花艺那样讲究留白和意境，而是更偏向于丰沛的、蓬勃的、近乎溢出容器的生命力。她开始尝试把自己在成都积累的东方花艺技法与当地的风格融合起来——用荷兰人喜欢的线条花材，搭配东方花艺中常见的枝条和苔藓，创造出一种既有秩序感又有野趣的作品。她把自己做的一些小品拍成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配文用英文和中文双语。最初的关注者不多，但她不着急。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周四下午。一个住在附近的荷兰老太太路过她楼下，看到窗台上摆着的一盆苔藓微景观，停下来看了很久，然后上楼敲门，用英语问这个东西卖不卖。苏婉说这是非卖品，是自己做着玩的。老太太露出遗憾的表情。苏婉看着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但我可以教你怎么做。”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成了苏婉在荷兰的第一节插花课。学生一人，学费是一盒巧克力。
消息慢慢传开了。社区的居民开始知道，运河边那栋歪歪斜斜的老房子顶楼，住着一个中国女人，会做很漂亮的苔藓盆景和东方风格的花艺作品。有人来学插花，有人来买她做的干花束，有人只是来看看那盆据说很神奇的苔藓微景观。苏婉的学生从一人变成了三人，从三人变成了五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人愿意付费学她插花，她就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
肚子越来越大。林墨和苏婉的预产期只差一周，两个人的行动都开始变得迟缓。林墨对此非常暴躁——她习惯了高效的工作节奏，习惯了在工作室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习惯了在裁缝台和熨衣板之间来回穿梭。而现在，她连弯腰捡根笔都要扶着腰喘半天，踩缝纫机踩不到一个小时就得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腰背。她对此的评价是：“这个身体太不配合工作了。”苏婉则平静得多。她每天依然坚持插花、散步、做简单的瑜伽拉伸。她不像林墨那样和自己的身体较劲，而是顺应着它的变化，像一个正在慢慢成熟的果实，不急不躁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季节。她会在窗边坐很久，手里捧着一杯温水，看着运河上游船来来往往，看着那些在雨中依然从容骑行的人们，看着窗台上那盆她自己做的苔藓盆景在荷兰潮湿的空气中越长越绿。她有时候会想，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会长得像林墨吗？还是会有一些她自己的影子？她不知道答案，但她有的是时间去等待。
但有一个问题越来越迫切——她们租的那个小顶楼，楼梯太陡了。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林墨还觉得这楼梯可以当免费健身。现在她每次爬楼梯都像在登山，爬到顶楼时气喘吁吁，扶着门框缓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苏婉虽然不说，但每次走到三楼都要停下来喘口气，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上走。两人心照不宣：这个地方，住不了太久了。
那天晚上，林墨坐在窗边，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的烟——她已经戒烟好几个月了，但手里不捏点什么东西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窗外，阿姆斯特丹的夜空是那种深沉的丝绒蓝，运河倒映着两岸的灯火，像一条流动的碎金带子。苏婉在她旁边，正在用手机翻看附近租房的信息。“这间有三房，但租金太贵了。”“这间便宜，但在一楼，看不到运河。”“这间……”她停了一下，“这间在同一个街区，比我们现在大不少，三房，开放式厨房，客厅窗户正对运河。租金比我们现在贵一些，但如果我们四个人分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