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看到林墨发来的几条消息——第一条是“吃饭了吗”，第二条是“别跟我说你又在啃列巴”，第三条是“不回我我就打电话了”。他正想回复，手机就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林墨的名字。他接通了。

“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林墨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警觉的锐利：“你声音不对。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累。今天拍了一天，走得比较多。”

“只是累？”

“只是累。”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林墨显然不相信他的话，但她没有继续追问。她只是说了一句：“那你早点休息。明天别拍了，休息一天。”

“拍摄进度很紧——”

“我管你紧不紧。你他妈要是把自己累垮了，叶晚从米兰飞回来找我算账，我可担不起。”

顾清忍不住笑了一下。“好。我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林墨说完，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一些，“顾清，你要是真的撑不住了，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顾清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好。”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闭上眼睛。他想起白天在江边那阵眩晕，想起自己跪在地上、双手撑着碎石的那种无力感。他想起林墨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你要是真的撑不住了，跟我说。”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酒店洗衣液的味道，陌生的，带着一种工业化的洁净气息。他忽然很想念成都那间工作室的味道——布料、颜料、咖啡渍和烟灰混合的气息。那是林墨的味道，是苏婉花店的味道，是他在这几个月里逐渐习惯的、属于“家”的味道。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窗外天光大亮，安德烈没有来敲门叫他去拍摄。他拿起手机，看到安德烈发来的一条消息：“今天休息。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下午两点，酒店楼下见。”

顾清看着那条消息，愣了几秒，然后回了一个“好”字。

下午两点，安德烈准时出现在酒店楼下。他没有开那辆拉达，而是带着顾清步行穿过几条街巷，来到一家藏在老居民区里的饺子馆。店面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但生意很好，坐满了附近的居民。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女人，嗓门洪亮，看到安德烈就笑着打招呼：“老安来了！今天带朋友来？”

“对，我哥们儿，从成都来的。”安德烈用中文回答，然后拉着顾清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他点了一桌子的菜——猪肉白菜馅的饺子，锅包肉，地三鲜，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酸菜炖粉条。顾清看着满满一桌的菜，有些哭笑不得：“我们两个人，吃不完这么多。”

“吃不完打包。”安德烈说，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放进嘴里，“你太瘦了，得多吃点。”

顾清没有反驳，也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在嘴里炸开，鲜美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口腔。他嚼了几口，咽下去，然后又夹了一个。安德烈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也给顾清倒了一杯。

“你不能不喝，”安德烈说，“就一杯。庆祝我们合作愉快。”

顾清端起酒杯，和安德烈碰了一下。啤酒冰凉，带着微微的苦味，顺着喉咙滑下去，在胃里散开成一股暖意。他放下酒杯，看着窗外哈尔滨夏日午后的街景——老榆树的树荫洒在人行道上，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追逐嬉闹，一只橘猫蹲在墙头打盹。这幅画面如此平凡，如此日常，却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

“安德烈，”他说，“谢谢你。”

安德烈正在往嘴里塞一块锅包肉，闻言抬起头，嘴里含着食物含糊不清地说：“谢什么？”

“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吃饭。也谢谢你……没有问我太多问题。”

安德烈嚼了几口，把肉咽下去，然后放下筷子，看着顾清。他的表情难得地认真了一些。“顾清，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不需要问太多问题。你什么时候想说，自然会告诉我。你不想说，我也不问。”

顾清没有说话，只是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

那天晚上，他回到酒店，给林墨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安德烈带我去吃了饺子。我吃了两盘。”

林墨的回复几乎是秒到：“两盘？你是猪吗？”

顾清看着那条回复，笑了一下，然后打字：“你说得对，我不该一个人扛着。”

林墨沉默了几秒，然后回了一句：“操，你别突然这么感性，我他妈不适应。”

顾清没有再回复。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掉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哈尔滨夏夜的虫鸣。他知道，明天他还会拿起相机，继续拍摄。他还会感到疲惫，还会在某些瞬间觉得撑不下去。但至少他知道，在成都，有两个人在等他回去。在米兰，有一个人虽然在万里之外，但她的心一直悬在他身上。在哈尔滨，有一个俄罗斯朋友，会用一顿饺子和一杯啤酒来告诉他：你不是一个人。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