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申请的截止日期，定在入学后一周内。

也就是说，今天就是期限。校内的公告栏上贴着“新生们，等着你们哦！”之类的温馨海报，各社团的招新员在每条走廊上物色猎物。

那宛如狩猎民族般的身姿，让我以文明人的立场，不禁生出几分静默的担忧。

话虽如此，我也不是什么都没准备。

这一周，我一直在想——准确地说，是一直在用消除法删掉选项。

首先，人数过少的社团不予考虑。人数太少的社团，这本身就很危险。那种只有三四个人、半死不活的文化系社团，往往是“浓度过高”的人在掌权。

社长要么拥有什么奇怪的教义，要么动不动就搬出自己那套独门哲学，再不然就是为了回避废部、明明活动实绩为零、却唯独把挽留新生的技术磨炼得异常纯熟。

在这种社长面前，一个不小心说了句“只是来看看”，最后就会被逼着在入部申请上签字。简直跟江户时代的游郭似的。

话又说回来，运动部那类大团体更加免谈，麻烦事会随人数成比例增加。人一多，人际关系就会呈现出复杂而诡异的面貌：会产生小团体，会流传闲言碎语，会闹出恋爱纠纷，最终连群组聊天都会分裂成无数个。

所谓大型社团，就是人际关系的熔炉。

至于学生会，斟酌之后，立刻否决了。

不只是工作量增加。每次学校有活动就被拉去出力，看老师们的脸色，当学生们不满的垃圾桶，而且还得称之为“有意义”，连工资都不发。

嘴上说是志愿者，其实就是强制自我牺牲。

至今，我仍然觉得归宅部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心里想的”和“能这么做”是两回事。

要是我什么都不参加，老师或许就会把我归类为“需要留心的学生”。那本身也很麻烦。

最终，我选择的选项是下面两个。

其一，接受宫本店长的招聘。

其二，接受山田学姐的乐队邀请。

也就是，便利店和乐队，两边都来。压根就没有只选其中一个的想法——这大概是我性格的缺陷，或者说过剩，导致的必然结果。

总爱留一手的毛病，害得我连只选一个都做不到。

首先是便利店的兼职。

本来，音驹高中原则上禁止学生兼职。校规上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我的情况不同。

对于一个独居、离开父母生活的学生，学校方面想拿“禁止兼职”一条路约束我，是不现实的。

再者，我正在打工这一事实，可以给教师阵营带来“靠自己填补生活费、努力生活的学生”这一印象。

也就是说，打工不单单是收入来源，作为学校对策也能发挥作用。每在便利店说一声“欢迎光临”，我就从老师的关心中远离了一步。美好的副产品。

时薪一千二百日元，顺便还能把老师们的担心也一并买断。

做好决定的当天，我就给店长回了话。

“四月以后也可以继续工作。”

“哦，是吗！帮大忙了。”宫本店长倒是很高兴。

便利店的排班，定在了周一、三、五放学后和周日上午。光是我一个人加入，店长和其他几个兼职的负担就能减轻——这店铺的人手稀缺情况真是切切实实。

接下来是乐队。

至少书面文件上，乐队能算是正正经经的“课外活动”。音乐类活动，在老师那里的印象也不差。

学生自主从事艺术活动这种事，甚至可能成为受好评的对象。

不过，摇滚乐队这种形态，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丝不安。

上一代的人难免有抱着“乐队＝不良”这种化石般偏见的。况且，一个独居、离开父母的学生玩摇滚乐队，怎么想都像是该被送进心理咨询室的案例。

我要是老师也会这么判断。不，就算不是老师也会这么想吧？偏见这种东西真是可怕。

出于保险，我采取了措施。

创建了新的X账号，目的是形象战略。录音棚里的练习风景、给乐器做保养、朋友或者粉丝——如果可能存在的话——探班时送来的甜甜圈……

上传一些适度的明亮、适度的健康、适度的青春感满满的照片。

当老师知道“深町好像组了个乐队”的时候，他们大概会去了解。然后出现在眼前的，是扑面而来清爽气息的账号。

“什么嘛，比想象中健康多了”，只要能让他们这样想，就是我的胜利了。

真实面貌无所谓，呈现方式才是一切。

给山田学姐的回复，在与宫本店长的商讨结束之后。

[深町：乐队的事，请让我参加。]

[山田：OK。]

[深町：另外，成员现在有哪些？]

[山田：我、虹夏、你。还有一个吉他手正在联系中，虹夏在负责。]

伊地知虹夏学姐，印象中很开朗的一位前辈。她在找吉他手，意味着乐队的组成大概是“贝斯、鼓、键盘、吉他”四人编制。

对我来说，等于要多一个不认识的人。

不过，一个人的话还在容许范围内。要是五个、六个，那就另当别论了。

四人乐队这个规模，差不多。我最多只能同时应付三个人，第四个人是勉勉强强的名额。

然后，到了周末。

山田学姐说“在跟成员见面之前，有个地方非去不可”，把我叫了出来。

非去不可的地方，和乐队练习有关吧？录音棚、排练室，或者是Livehouse？

我跟在山田学姐身后半步，被她带到了秋叶原。

“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