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

萧衍坐在客栈的房间里，一盏油灯在桌上烧了半宿，灯芯结了黑痂，光越来越暗。他没有叫人换，也没有起身去拨。暗一些好。暗一些，就不用看清自己的脸。

桌上摆着一只匣子。楠木的，巴掌大，边角已经磨得发亮。他没有打开，只是把手放在上面，掌心贴着木头，像是在贴着一块冰。

五年了。这只匣子跟了他五年。

他闭上眼睛。

十一月廿五，他派了三拨人出京。一拨往杏花村，一拨往南边，一拨往东边。他自己留在京城等消息，每天在兵部和侯府之间来回跑，白天查案，晚上等消息。等不到。一天等不到，两天等不到，十天也等不到。

他开始瘦。

赵五劝他吃点东西，他不吃。赵五又劝，他抬头看了赵五一眼，赵五就不敢再劝了——那眼神，像是坟地里的鬼火，幽幽的，凉凉的，没有活气。

十二月，他找到了沈家那个远房亲戚。

那人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吓得腿都软了，跪在地上直哆嗦。他没有动手，只是问了一句话——信是谁让你写的？

“是……是二夫人。二夫人让我写的，说写好了寄到侯府就行，别的不用管。”

他点了点头，让人把那人带下去了。然后他去找了二婶。

二婶看见他进来，脸色变了。“衍哥儿，你——”

“那封信，”他站在她面前，“是你让人写的。”

二婶往后退了一步。“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信是你让人写的，门房是你打点的。你陷害她。”

二婶的脸色白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有去找母亲。找了又有什么用？母亲不会把二婶怎么样。果然，第二天母亲罚二婶禁足三个月，扣了一半月例。三个月。一半月例。他想起她在那间后罩房里关了四天，出来的时候瘦了一圈，膝盖上全是淤青。

禁足三个月。就这些。

次年正月，他去了杏花村。

杏花村的冬天比京城还冷。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站在她家的院子前面，门是锁着的，锁已经生了锈。他从墙头翻进去，院子里全是枯草，齐腰高。那盘磨豆腐的石磨还在，上面落了一层灰，冻裂了一道口子。

他推开堂屋的门，里面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他站在那张年画前面，站了很久。

他去了她父母的坟。

坟在林子边上，两座土堆，前面立着两块石头，连碑都不是，就是两块石头。坟头上长满了枯草，没有人来烧过纸，雪压在上面，白茫茫的，像是盖了一层被子。

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是我没护好她。”

风从林子里穿过来，呜呜地响，像是在替他哭。他跪在那里，跪到膝盖冻麻了，跪到天黑了，跪到月亮从山后面升起来。

她不会回来了。他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她不会回这里。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饿死人的穷。她走的时候，一定想好了要去哪里。一定想好了再也不回来。

那天晚上，他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夜。那是她以前卖豆腐的地方。他坐在地上，靠着树干，听着风从树梢上吹过去。他想起她第一天给他端豆腐脑的样子——白瓷碗，热腾腾的豆腐脑，上面撒了一勺红糖。她站在桌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家里穷，没有蜂蜜了，你将就着吃。”

他将就了。他什么都将就了。只有她，他没有将就过。但他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没有将就谁。

次年四月，赵五带来一个消息。

“世子，有一个中原的大夫说，前阵子有个姑娘去买过安胎药。模样像陆姑娘。”

他手里的茶盏掉在地上，碎了。

“什么时候？”

“2个月前。”

四月。她走的时候是十一月。应该不是她。

他闭上眼睛。眼前全是她喝那碗“补汤”的样子——端起来，一口气喝完，把碗递还给半夏，说“谢谢半夏”。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以为那是“调理身子”的药。她什么都不懂，她信他。

他骗了她。不是用谎言骗的，是用沉默骗的。他不告诉她那是什么，不问她愿不愿意，不给她选择的权利。他替她做了决定，然后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她好”。

为了她好。这四个字，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大的谎。

他开始疯了一样地找。往南边，往东边，往西边，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他自己也去，一有消息就亲自去，不管多远，不管多晚。

没有找到。每一次都是扑空。他到了，她已经走了。他追上一个线索，线索就断了。像是她故意在躲——不是像是，就是。她在躲他。

次年三月，母亲让他娶沈玉筝。

“玉筝等了你两年了。”母亲的声音不冷不热，“你不能再拖了。”

“我不娶。”

母亲放下茶盏，看着他。“你说什么？”

“我不娶沈玉筝。”

“你——”

“我这辈子只娶一个人。”他抬起头，看着母亲的眼睛，“她叫陆穗。不管您认不认，她是我妻子。”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你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