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里的其他人都默默陪着Reid，不再随意提起那个名字。他依旧精准地侧写罪犯，冷静地拆解案件，熟练地背诵海量数据。

但是Reid还是会在有她喜欢的画家大型画展的监控录像中快速扫描人脸。他把她的侧写刻在了脑子里，身高、体型、步态、说话时微微偏头的习惯。

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她。

这不是因为他不努力，Reid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自己在这件事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他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显示随着时间推移，他寻找的频率呈指数级下降，但他仍然在找。

因为如果不找，他就必须面对那个真正让他害怕的可能——她根本没想被找到。

他依旧会在某个雨夜，习惯性地望向办公室那个空了很久的工位。依旧会在路过熟悉的街道时，下意识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依旧会在深夜辗转难眠时，反复质问自己当年究竟哪里做错。

他终究没能等到一句答案，没能等到一场和解。

就像他的父亲，Reid在七岁那年就放弃寻找父亲了，因为他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去照顾妈妈的情绪，他要记得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在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场崩溃后。

他没有原谅父亲，他只是放过了自己。

夜晚睡不着的时候，Reid开始背诵圆周率。这是他从小的习惯，当世界变得太难以承受时，他就躲进数字里。π是完美的，它无限不循环，但每一步都可以被精确推导。那天夜里，他在公寓里背到了第七百四十二位，突然停了下来。

他想起那天在飞机上，Cecilia拿着那个他用来做“火箭”的药盒说：“会不会它的射程并不是由某个变量决定的，每一步都推导，每一个变量都要控制。但是有些变量是你永远抓不住的。”

Reid和她讲了一大堆原理，肯定一定存在某个黄金配比。

但现在他明白了。她说的可能也是他。

那个抓不住的变量，是她自己。

Cecilia原来的桌上有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绿色的小叶片饱满地挤在一起，像在拥抱彼此。

Reid记得那是Garcia在纽约爆炸案结束后送给Cecilia的康复慰问礼物，她第一次带来这盆植物时说的：“它叫‘不死鸟’，不管怎么养都不会死。送给你，也送给在座所有人，你们太需要一点不会死的东西了。”

那盆多肉在Reid的桌上活了四年，他已经不再每天给它浇水了，因为有个植物学家朋友告诉他：“你这是在淹死它，懂吗？它不需要那么多水。”

他减少了浇水频率，第五年，他把它移植到了有阳光的地方，在他公寓楼下的花坛里，它活得很好，甚至长出了新的小植株。

渐渐地，他不再去关注那颗植物。

有时候Reid经过的时候看到它，会想：她是不是也像这盆植物一样，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缓慢而坚韧地活着。不需要他的过度浇水，不需要他的方程式，活得很好。

但他还是会在某些失眠的夜晚，拨打那个永远无人接听的号码，然后听着里面一遍遍重复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在心里默默背诵那些他已经背过一千遍的记忆，她笑的样子，她说话时的语调，她最后一次看着他时眼睛里的那种光。

Reid不知道自己还能找多久，但年复一年，他都没有准备好停止。

因为一旦停止，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她选择消失这件事。就意味着他承认，有些变量他永远无法控制。就意味着他必须面对那个六岁的自己，那个站在门口等着父亲回来的小男孩，然后告诉自己：有些人离开了，不是因为你的错。

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离开。

这个结论他在理性上接受了无数次，但在情感上，在那些黑暗的、寂静的、被π的数字填不满的深夜里，他依然在寻找一个不同的答案。

偏头痛第一次发作是在第六年。

那天Reid正在弗吉尼亚州的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作证。他站在证人席上，灯光从头顶打下，他张嘴想要说出“根据行为分析，被告符合……”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像有人用一把极其锋利的刀，从视野的正中央划下，白光从裂缝里涌出来，紧接着是疼痛，一种有实体的、会蠕动的疼痛，从右侧太阳穴开始，像某种生物在颅骨内侧缓慢地筑巢。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支离破碎，法官问他要不要休庭，他摇头，然后重新开口，用尽全部的意志力把句子拼完整。庭审结束后，他在法院的卫生间里弯着腰，额头抵着冰冷的瓷砖，数自己的心跳。

一百四十二次每分钟。深呼吸。一百三十七。一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