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以盐得名，谷中却早已不产盐。

十多年前河道改向，卤井枯死，原本靠盐吃饭的人只得改种薄田。镇口那块写着“盐谷”的石碑被风磨得发白，背面密密麻麻刻了三十八个名字，都是三年前随运粮队失踪的人。

翩然在碑前停下时，一名卖炊饼的老人正往名字凹槽里填黑灰。

“字浅了，不填便看不清。”老人说。

“他们都死了？”

“不知道。”

官府结案称运粮队在鹰愁坡遭山匪劫杀，尸骨与粮车皆坠入深涧。可盐谷老人都记得，那一月连着十余日晴天，鹰愁坡道路干燥，山匪也早在前一年被定北军剿散。更奇怪的是，失踪后的第七日，县仓账上竟出现了那批粮“如数入库”的回执。

人和车都没有回来，粮却到了。

翩然拿出在青禾村拓下的白条印纹，老人看了一眼便道：“三年前那队人，拿的也是这个仓的白条。”

她没有立刻去县衙，而是在镇上住了两日。

第一日，她沿旧粮道走到鹰愁坡。所谓深涧确实陡峭，但坡下没有车轴、铁钉或大规模焚烧留下的灰层。三十八辆粮车若真坠下去，不可能连一块铁箍都不剩。

她又请镇上修车匠量了旧粮车的轮距。那种重车两轮相隔四尺三寸，满载时会在软土里留下并行深沟。鹰愁坡上所谓“旧车辙”却只有三尺八寸，且钉痕细密，分明来自县衙常用的轻轿车。反倒是通往鹤喉关的废道旁，一段被灌木遮住的泥沟里仍留有四尺三寸的双辙，沟底还嵌着一枚盐谷粮车特制的方头钉。

一名守过夜驿的老人记得，失踪那晚并没有山匪火光，只听见车铃一路向北，天亮后又有一队没有旗号的骑手折返。官府来问时，他说过一次，笔录里却只剩“夜深未见”。

翩然把方头钉包好。路不会替人作证，可车轮走过哪里，总会比官文多留一点痕迹。

回镇途中，她按石碑名字找了三户人家。第一户留着一根断鞭，第二户留着半只车铃，第三户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名叫阿灯。

翩然问她为何叫这个名字。

阿灯说：“爹走时说，回来得晚，就让我在门口点灯。他怕找不到家。”

她父亲出发前还答应带一块遂平的蓝玻璃回来，于是每逢商队进镇，阿灯都去看车上有没有蓝光。门前那盏小灯点了三年，灯油从没有真正断过。

阿灯把父亲留下的车铃递给翩然，又很快收回去：“这个不能给你。我只有这个。”

翩然没有说服她交证物，只用炭拓下铃上的方头钉纹。她查案不是来把穷人最后一点念想也收走的。

三户收到的官文一字不差，都说人“遇匪失踪，生死未卜”，却又拒绝按阵亡发抚恤。活不见人，家属不能守丧；死不见尸，官府也不必赔银。三十八户便被卡在一句“未卜”里，既等不到人，也等不到一个可以停止等候的答案。

翩然把三份官文的印序记下。它们虽在不同日发出，纸角纤维却来自同一批官纸，说明所谓逐户查访根本没有发生，文书很可能一次写成。

第二日，她在茶摊听见县衙招临时抄手。原来的书吏病倒，秋税旧册堆满一屋，无人誊清。翩然带着路引去应试，当场把一份故意算错的田赋总册重新核了一遍。

负责验字的是老账房魏守常。

他头发全白，身上穿着洗得发亮的青布官衣，袖口却一尘不染。翩然算完后，他没有夸她，只问：“为何从末页往前核？”

“总数最容易对，来路最容易错。先看结尾，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人故意带着你走。”

老魏抬眼看她，半晌把钥匙递过去：“东厢第三间，旧粮册。别点明火。”

他在县衙做了三十七年账房，前后送走六任县令。每一任都说他字好、数稳，却没有一任肯让他升任主簿，因为他不肯把亏空写成天灾，也不肯在乡绅名下少记田亩。最穷时，他替人抄墓志换米，仍没有从公账里挪过一文。

“为什么不辞？”翩然问。

“我若辞了，接手的人未必还留副账。”老魏道，“有些位置不体面，也得有人坐着。”

县仓旧档比翩然想象中更乱。鼠咬、潮痕、虫蛀之外，还有许多被人刻意撕去的页码。她用两日把三年前的入库、出库与转运册排在一起，终于发现同一批粮在三个地方出现了三种数目。

盐谷起运一万石。

鹰愁坡报损一千一百石。

县仓入库仍是一万石。

账面看似多出一千一百石，实际却不是粮变多了，而是那一成一的“运损”被重复记作补粮款。官府既领了足额粮价，又领了运损补贴，最后还有一张“如数入库”的回执把缺口盖住。

更可疑的是，三年来每一笔运损都恰好是一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