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透，程砚就坐在了书桌前。卧室的窗帘没有拉开，台灯也没有打开，只有窗帘缝隙间漏进来的晨光在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划出一道窄窄的亮痕。他坐着的姿势和睡前几乎一样，像是整夜没有真正合过眼。昨天发生的一切像一段被反复回放的录像带，在大厅里王秀兰坐在地上撒泼的样子，陆建国站在旁边缩着肩膀抹泪的样子，还有那些交错而来的窃窃私语，每一帧都在他脑子里走过一遍。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躺下的，也不记得有没有真的睡过。

陆司语昨晚说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出头。”她说得对，他不能代替她做决定，也不能代替她去承受任何目光。但他还是得做点什么。不是为了替她出头，而是为了在她身后那道已经松动的地基上再加固一层——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在她身后那堵墙上，哪怕是无声的，也是稳的。

他出门的时候没有告诉陆司语。她还在睡，侧躺在床上的轮廓在晨光里很安静，呼吸平稳而绵长。他轻轻带上房门，动作放得很轻，怕惊醒她。他下楼后没有开车，直接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一个地址。靠在座椅上，他侧过头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手边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是他过去几天利用所有空隙整理好的资料——短信截图、通话记录、转账流水，还有一段录音。

律师姓陈，四十多岁，在市中心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办公。楼是那种九十年代建的，外墙贴着米白色的瓷砖，有些地方已经泛黄脱落。电梯很慢，门打开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程砚穿过走廊，找到了那扇门，门牌上的烫金字样已经有些剥落，隐约还能辨出“律师事务所”几个字。没有玻璃幕墙，没有前台，办公桌上堆着卷宗和文件，和整栋楼的陈旧风格完全一致。陈律师抬头看了程砚一眼，示意他坐下，低头翻完手头那一页才放下笔。

“我想问一下，”程砚开口，“父母长期向子女索要大额钱财，算不算违法？”陈律师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下：“要看具体情况。金额多少、有没有威胁、有没有造成实际损害，这些都会影响定性。”程砚把文件袋打开，把里面的资料一份一份摊在桌面上，然后开始说。

陆司语从公司上市之后每个月按时给家里打钱，二十万，从来没有断过。四年下来将近一千万。每次她试图拒绝或者减少，就会被威胁来公司闹，被指着鼻子骂“白眼狼”。那些电话和短信的频率越来越高，内容也越来越尖锐。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份已经被反复核查过多次的账目，没有加入多余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