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还在肚子里，林墨已经开始焦虑了。

不是焦虑养不起——经纬工作室这几年的业务蒸蒸日上，她的服装设计在圈内打出了名气，从独立品牌的小批量订单到商业品牌的合作项目，从国内客户到海外订单，她的日程表排得越来越满。银行卡里的余额虽然谈不上财务自由，但养活一家三口绰绰有余。她焦虑的是另一件事：苏婉的父母还不知道。

苏婉是潮汕南澳岛人。父亲苏大强，渔民，传统，守旧，一辈子信奉三件事——妈祖、儿子、男人说话女人别插嘴。母亲陈氏，典型的潮汕妇女，勤劳，沉默，一辈子活在灶台和神龛之间。这样的家庭，你突然告诉他们：你女儿在成都跟一个女人结婚了，还用别人的精子怀了孩子——林墨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结果是什么。

“先别告诉他们。”苏婉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花瓶换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等生下来再说。到时候孩子都有了，他们总不能把孩子塞回去。”

林墨坐在工作台前，手里转着一支铅笔，看着苏婉的背影，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这几年寄回去的钱，他们没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说我在成都开花店，生意不错。”苏婉头也不回，“他们信了。”

林墨没有接话。她知道苏婉每个月往家里寄钱——父亲苏大强当年沉船欠下的债还了好几年才还清，家里经济一直紧巴巴的，弟弟苏海生考上广州的大学后，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苏婉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天起，就扛起了这个家的一部分重量。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就像她小时候踩着那张摇摇晃晃的板凳炒菜一样，自然而然地接过了那把比她还大的锅铲。

“要不，”林墨转着铅笔，忽然停下来，“我先回去一趟。”

苏婉转过身，看着她：“回去哪里？”

“南澳岛。”林墨说，“以你最好的朋友的名义。”

苏婉沉默了几秒：“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林墨放下铅笔，靠在椅背上，“就是去看看。认个门。让你爸妈知道，你在成都有一个靠得住的朋友。以后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不会觉得你一个人在那边孤零零的。”

苏婉看着她，没有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林墨坐在那片光斑的边缘，整个人一半亮一半暗，表情看不太清楚，但语气是认真的。

“林墨。”苏婉说。

“嗯？”

“你知不知道，你有时候真的很像一个在计划作案的人？”

林墨笑了一下：“作案倒不至于。最多算是……提前踩点。”

那年秋天，林墨和苏婉一起回了南澳岛。

那一年，南澳岛和汕头之间还没有通跨海大桥。她们坐的是轮渡，一艘老旧的客船，船舱里弥漫着柴油味和海水的咸腥气，甲板上堆满了货物和摩托车。船在海上晃了一个多小时，林墨靠在船舷边，看着远处那座岛屿的轮廓从海平线上慢慢浮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岛上的山是绿色的，山顶缭绕着薄薄的云雾，山脚下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白色的房子，像一层一层叠上去的贝壳。

“那就是南澳岛。”苏婉站在她旁边，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用手拢了拢，指着岛上某个方向，“我家在那个湾里，青澳湾。看到没有？那片沙滩后面，有一棵大榕树的地方。”

林墨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看到了那片月牙形的沙滩，和沙滩后面那一片低矮的屋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在心里记下了那个位置。

船靠岸后，她们沿着码头走上岛。苏婉在前面带路，林墨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两盒从汕头买来的功夫茶茶叶和一袋水果——这是苏婉要求的，“空手上门不好看，但带太贵重的东西他们会起疑。”她们沿着一条窄窄的水泥路走了大约二十分钟，路两旁是些低矮的石头房子，门口坐着老人，有的在剥虾，有的在补渔网，有的只是坐着，看着路上的行人发呆。有几个老人认出了苏婉，远远地就喊：“阿婉返来啦？”苏婉用潮汕话回应了几句，林墨听不懂，但她注意到苏婉的语调变得不一样了——更软了，更慢了，带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属于这个地方的节奏。

苏婉的家在村子靠海的那一头。一栋两间房的石头屋子，外墙没有粉刷，裸露着灰色和赭色的石块，屋顶的瓦片上长着一层暗绿色的苔藓。屋前有一小块水泥坪，晒着几片渔网和几条正在风干的鱿鱼。一个中年男人蹲在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望着海的方向，不知道在想什么。

“爸。”苏婉叫了一声。

苏大强转过头来。他的脸被海风和烈日雕刻出了深深的纹路，皮肤是那种常年暴露在外的、近乎古铜色的黝黑。他看到苏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目光越过她，落在了林墨身上。那目光里没有恶意，但有一种审视——像渔民在看一片陌生的海域，不确定下面有没有暗礁。

“这是谁？”他问，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

“我朋友，林墨。”苏婉说，侧过身，让林墨走上前来，“在成都认识的，做服装设计的。这次正好有空，跟我一起回来看看。”

林墨上前一步，微微欠了欠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大方自然：“叔叔好。打扰了。”

苏大强看了她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进屋里，朝厨房方向喊了一声：“阿婉返来了！带了朋友！多煮两个人的饭！”